在性别与用水问题（SDG 6 ）上，作者指出，女性的家务劳动往往是隐性的、无偿的，并未纳入到一般的国民经济分析框架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旱灾，一些非发达地区的女性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成本去获取净洁水以维持家用。在旅游目的地，游客与居民在水资源分配上的竞争和矛盾尤为突出，但许多案例证明，单纯地改善供水基础设施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旅游业要想促进SDG 6 的实现，必须要认识到女性这种隐性的家务劳动，强化女性在水资源获取、供给、分配、管理、定价等多方面政策制定上的话语权。
在性别与经济就业问题（SDG 8 ）上，作者指出，单纯地为女性提供工作岗位并不能真正解决性别问题。一方面，旅游业在某种意义上被赋予了“ 女性特色” ，也让女性与低工资、低专业度等负面形象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虽然女性在旅游行业就业率高，但她们往往处在职业金字塔的底端，在管理层的占比很小。《人权影响评估》《妇女赋权原则》以及性别审计等工具都能有效地指导推动企业内部的性别平等。
2
刘方方, 王辉, 徐红罡.
中国旅游学者学术产出的性别差异: 基于《旅游学刊》的载文研究[J].
旅游学刊,
2019,34(12):109-119.
随着中国女性旅游学者在数量上开始超过男性，女性学者仍然面临着知识领袖代表性不足的情况。该研究关注的问题，即中国情境下旅游学术领域中存在的性别差异及其原因。
该研究首先采用定量的方法，以2000—2016年发表在《旅游学刊》上的文献为对象，针对文献数量、作者结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主题的性别差异进行分析；再通过方便抽样的方法选择了其中13位女性学者进行半结构访谈，揭示引起性别差异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1）在新生代中，中国女性旅游学者数量超过了男性学者；（2）女性旅游学者的发文数量比例低于男性学者；（3）研究方法上女性更倾向于定性研究；（4）女性旅游学者往往跟随男性学者的研究话题。 这些性别差异和不平等主要受到了旅游学科发展、就业性别歧视、学业认真程度、旅游教育的性别结构、中国传统文化、旅游研究实践等因素的影响。
3
Dashper K, Turner J, Wengel Y.
Gendering knowledge in tourism: gender (in)equality initiatives in the tourism academy[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20, 1-18.
性别平等是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而学术界因为其生产和传播知识的能力，具有更大的责任去推动这一观念和话语的建构。雅典娜天鹅宪章是发起于英国高等教育系统，致力于推动高等教育机构中性别平等和女性职业发展的组织。该文基于性别组织理论，以英国某大学旅游学系筹备申请雅典娜天鹅铜奖的认证为例，试图探讨这类推动性别平等的项目是否真正能够解决组织内性别不平等的问题。
作为筹备申请的一部分，作者开展了5 次Ketso 研讨会，组织了29 名教职工和学生就“ 平等对于大家意味着什么” 展开了讨论。Ketso 这种形式的研讨会，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讨论被某些占有统治地位的（男性）群体主导。这些讨论让院系中原本隐藏的性别问题凸显出来，也让性别问题成为那段时间院系中的焦点话题。然而，相比教研类评估，促进性别平等在组织层面并非是最首要的任务，因此缺乏制度和资金的支持，从而导致了申请的失败。当申请失败后，关于性别平等的话题迅速消失于院系日常的交流和规划中。因此，作者指出雅典娜天鹅宪章这类促进性别平等的项目虽然在短时间内将性别问题放到聚光灯下，但实践上并不能真正解决性别不平等的问题。
4
王彩萍, 普涵艺, 代姗姗.
女性高管会提升旅游企业绩效吗?——来自旅游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J].
旅游学刊,
2020, 35(2): 26-37.
旅游业是从业人员性别特征集聚比较明显的行业。虽然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有机会进入企业高级管理层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但总体而言，旅游企业仍以男性管理者为主导。该研究的关注问题，即在旅游企业里，女性高管是否能发挥其自身优势，促进企业绩效提升。
以高阶理论为理论基础，该研究提出了两个研究假设：H1: 旅游企业中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2: 高度的竞争会抑制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研究以36 家中国旅游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其2003—2016 年的每股收益作为企业绩效指标，以虚拟变量法（是否有女性高管）、比例法（女性高管占比）和指标法（性别多样化程度）三种方法，分别对H1 和H2 进行假设检验。
结果显示，（1 ）我国旅游上市公司中女性高管的任用较为普遍，然而占比总体偏低，性别多样化程度总体处于中下水平；（2 ）企业中女性高管的存在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女性高管数量多少对绩效影响不大；（3 ）酒店行业中，女性高管对于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有所减弱。
5
Figueroa-Domecq C, Kimbu A, de Jong A, et al.
Sustainability through the tourism entrepreneurship journey: a gender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20, 1-24.
旅游研究中往往关注女性企业家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但忽略了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和环境维度与性别的联系。该研究则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考察性别化是如何体现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家精神中的。
研究方法上，作者采用了后结构主义的视角，考察在不同职业阶段，企业家对性别和可持续发展的看法。文章包括两个研究，研究A 以潜在的、新生企业家—— 旅游专业的学生为对象，收集539 份问卷进行定量分析；研究B 对19 位有经验的企业家进行访谈，以补充研究A 的发现。
研究发现，在潜在企业家阶段，女性较男性更关注可持续发展中的社会和环境维度，她们也有更强的规避风险的倾向。而对成熟的企业家来说，可持续性往往是女性创立企业的一个重要目的，而对男性来说，它更多被看做一种商业机会。此外，女性企业家对风险的处理较为谨慎，而男性则对自己控制风险的能力表现出更强的信心。
6
Zhang J, Zhang Y.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ourism and gender equality in emerging economies[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21, 46, 284-292.
当前在旅游与性别平等研究中占据主流的是微观尺度的研究，旅游在国家尺度上对性别平等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关注。该研究以新兴国家为例，探讨了在国家层面上旅游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下对性别平等的影响。
该研究采用了模糊集定性研究分析法，以《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统计的性别差距指数作为结果变量，以旅游（入境旅游人数）、经济（GDP ）、教育（女性识字率）和就业（女性劳动参与率）作为自变量，对10 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2010 年至2018 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研究发现，旅游既非性别平等的必要条件也非其充分条件，但旅游与其他因素的组合却能显著地影响性别平等。也就是说，单纯发展旅游并不能促进性别平等。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发现了四种推动性别平等的模式：教育推动型模式，经济推动型模式，旅游- 就业推动型模式，和经济- 就业型模式。
因此，作者建议我们应该跳出旅游本身来理解旅游对性别平等的影响。
结语 Epilogue
根据旅游与性别研究的文献可以发现，两性不平等问题对于东西方社会来说都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不仅存在于旅游活动中，也存在于旅游学术领域。虽然女性在旅游业和学界的比例都较其他行业/ 专业高，但仍存在领袖代表性不足的情况。总体来讲，旅游与性别研究还具有以下一些特点：首先，研究主要关注女性，男性往往作为女性的参照物来进行研究，缺少真正的男性视角。其次，描述性成果居多，对性别理论的深层次运用尚显不足。再次，质性研究较多，质性研究对定量研究霸权的抵抗，在某种意义上与女性对男性霸权的批判相呼应。但近年来，定量研究也开始被更多地运用到旅游与性别研究中。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在性别研究中，很多研究者虽然强调性别平等，却又通过研究本身无意识地对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进行着再生产，在未来研究中需要加以警惕。
参考文献：
[2]刘方方, 王辉, 徐红罡. 中国旅游学者学术产出的性别差异: 基于《旅游学刊》的载文研究[J]. 旅游学刊，2019，34(12): 109-119.
[4]王彩萍, 普涵艺, 代姗姗. 女性高管会提升旅游企业绩效吗?——来自旅游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J]. 旅游学刊, 2020, 35(2): 26-37.
[6]Zhang J, Zhang Y.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ourism and gender equality in emerging economies[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 2021, 46, 284-292.
责任编辑/语音主播 || 张静儒 复旦大学旅游系 青年副研究员
技术编辑/封面插图|| 孙佼佼 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 讲师/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 博士后
动图底板来源|| 图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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